“囤的货都卖完了” 白酒经销商加紧补货******
1月19日，位于成都市的一家永辉超市酒类销售专区人潮涌动，各品牌销售员忙着给客户推荐产品、回答问题。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白酒消费市场逐渐恢复，终端销售回暖。成都一家烟酒店老板李庆(化名)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之前的存货都卖空了，1月份又补了一批货。”
● 本报记者 康曦
逛酒类专柜人流增多
春节前最后一周，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成都多家商超、烟酒店以及白酒专卖店发现，一些商超把酒类销售专柜设置在显眼位置，逛酒类专柜的人流明显增多，白酒终端销售正在好转。“现在是白酒销售旺季，部分白酒开始涨价，不过名酒价格变化不大。”一位销售人员说。
李庆告诉记者，自己又接到一个团购客户订单。“团购客户主要买五粮液和茅台。茅台如果整箱买，我们现在的价格是每瓶3150元，零售价格是每瓶2950元。五粮液整箱6瓶的价格是5900元，国窖1573整箱6瓶要5800元。”
李庆经营的这家烟酒店在2019年8月开张，开张半年就赶上了疫情，生意刚有起色，受疫情影响很快就急转直下。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李庆明显感受到了白酒市场的变化。
“最近找我们拿货的客户多了，拿货数量也比上年多，2022年中秋节囤的货都卖完了，1月份又补了一批货。”李庆说，“名酒靠走量，单瓶利润较低。白酒行业受疫情影响很大，前期大家手里压了不少货，现在目的很明确，就是抢客户走货，宁愿少赚一点也要回笼资金。”
成都一家五粮液专卖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现在聚餐的人多了，白酒市场起来了，今年春节旺季我们销售比上年更好。”
五粮液在1月18日发布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公司核心大单品动销逐步有序恢复。2022年12月，公司多数营销区域核心大单品动销实现正向增长。
需求回升明显
在消费回暖的背景下，多位受访人士认为，2023年名酒价格有望上行。
李庆认为，随着大环境好转，白酒市场消费会起来，2023年名酒涨价将是大势所趋。“我刚开店的时候，国窖1573的售价是每瓶820元，现在是每瓶967元。2020年和2021年，国窖1573价格都在上涨，2022年是近年来白酒行业最差的一年，经销商存货很多，所以2022年国窖1573的价格基本没有上涨。随着白酒消费回暖，2023年预计会涨价。”
上述五粮液专卖店销售人员表示：“目前公司正在开展春节前的优惠活动，每瓶价格最低可以做到1100元，节后的价格要等公司通知。”
2022年12月18日，五粮液在经销商大会上首次提出，开展市场价值回归战役。通过“每天精准发货、每周一次检查、每月一次宣传、每季一次复盘、半年一次奖惩”，厂商一体，全国一盘棋推动五粮液高质量动销。
中信建投证券表示，白酒动销场景逐渐恢复，需求回升趋势较为明显，主流单品批发价格将企稳回升。
后市预判分歧大
对于白酒行业后续发展，业内人士存在一定分歧。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从钦表示，白酒产业结构性繁荣正在加快演进，增长是长期趋势。
国泰君安表示，白酒行业将迎来两波需求修复，第一波为消费场景修复带来需求回暖，第二波为居民收入实质性修复带来需求回暖。中金公司认为，2023年白酒行业的增长将主要来自于消费场景修复下的增量，宴席场景恢复将早于商务场景。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白酒行业发展红利逐渐消失，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白酒企业的市场规模此消彼长，而不是共同增长，白酒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业绩下滑。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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