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清德接管民进党遭各方质疑 台媒:美国对他都有疑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18日正式就任民进党主席,对于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他的论调被认为比蔡英文更危险。对于他可能成为民进党2024年选举的候选人,岛内和美国都表示担忧。
被批赤裸裸搞“一边一国”
1月18日,赖清德从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手中接下印信,正式成为民进党主席。他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服从于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带领下的民进党,会持续站稳蔡英文的“四个坚持”,继续蔡的两岸路线。多名赖清德阵营核心人士辩解称,外界理解的重点应放在“务实”上,而非“台独工作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18日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赤裸裸的“一边一国”“一中一台”,让两岸政治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只两岸关系不可能和平发展,甚至也无法“守护台湾”。他批评赖清德意图把台海风高浪急可能掀翻两岸和平之舟的责任甩锅大陆,企图以此掩盖或化解两岸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台海和平与两岸交流带来的冲击,“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台湾民众应有智慧,不至于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蒙蔽。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直言,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的第一天,“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日对赖清德喊话称,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要给各界一个明确答案。他说,民进党若持续推动“台独”就是违反全民意愿,伤害区域和平与两岸安定。“立委”赖士葆19日称,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就是“台独”,比蔡英文更冒进、更危险。“立委”费鸿泰批评称,赖清德现在要追随蔡英文的步伐,既然如此,不就预告跟蔡这几年的做法都一样?台湾不会有焕然一新的局面,蔡英文继续当党主席就可以了。
长期在深绿的台南
赖清德1959年10月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父亲是一名矿工,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他两岁时,父亲遭逢煤矿灾变突然去世,母亲独立拉扯6个孩子。赖清德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复健医学系、成功大学医学系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4年,他接下民进党提名的陈定南台湾省长竞选总部“全台医师后援会”会长,开始以长期担任医生工作的台南市作为政治舞台,两年后当选台南市选区的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1998年当选“立委”并连任。赖清德的妻子吴玫如相当低调,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2009年1月,民进党决议由赖清德代表参选台南市长,2014年连任。他当时承诺,将做满4年任期。但2017年9月,时任“行政院长”林全向蔡英文请辞,赖接替林全组建“内阁”,他也因为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而遭到台湾舆论的猛烈批评。2018年11月,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赖清德次年1月请辞获准,他的职务由苏贞昌接替。2019年3月,赖清德正式宣布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
这也让他与蔡英文的矛盾大爆发。当时脸书出现不少攻击赖清德的粉丝页,有些留言及制图用字相当激烈。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暐瀚曾在节目中说,“民进党为了让小英能确保胜出,下达格杀令,网军键盘手直接瞄准赖清德”。挺蔡英文的粉丝页,把赖清德的侧翼都洗成是国民党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然后再质疑赖,甚至下令敢动蔡英文就“全面开战”。赖清德实在忍不下去,一度公开向蔡英文喊话称,“蔡英文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抹黑我,这对未来团结没有帮助”。前台北市议员罗智强笑着说,别人说蔡英文有网军,你可以不信,但这次可是“赖清德亲口认证小英有网军啊”。最终,赖清德不敌蔡英文,成为其副手。
“不可疑美”与“疑赖”
TVBS民调中心1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党若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2024,他们都以34%的支持度领先赖清德的25%。分析称,赖的“台独”论调让岛内外不安。
2017年9月,时任台“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在“立法院”答询时自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务实台独主义者”,次年3月他又重申自己是“台独工作者”。鼓吹“台独”让他饱受质疑,为了追求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职,赖清德近来刻意低调,抛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论调,企图与蔡英文的“抗中保台”进行切割。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真的要台海和平,台湾一些政客就应该放弃“台独”分裂立场,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不要再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
1月8日,赖清德在竞选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上称,不能让怀疑美国的言论成为社会共识,否则台湾会很危险。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这是赖提早向美国表态示好。中时电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蔡英文相信美国人,特朗普军售台湾11批次、拜登军售8批次,可是花了天价买军火,台海越来越安全吗?
《旺报》17日的社评称,若美方相关作为对台湾生存和发展有利,台湾当然欢迎,若反其道而行,台湾当然要理直气壮拒绝。更何况,美国抛弃盟友、过河拆桥,甚至为一己之利践踏道德底线的例子屡见不鲜。文章认为,绿营不允许有人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和能力提出质疑,对内是政治斗争需要,对外让台湾失去战略自主性,变成美国予取予求的免费自助餐。
即便赖清德“真情告白”,美国对他也并不信任。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美国前国安官员等熟知内情者,他们披露美方对赖一再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等言行感到不安,对他能否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存有疑虑。中时电子报发表社论称,赖清德这样一个对当权者腿软,又缺乏国际高度的政客,显然不具备治台的格局。赖清德将积极投入2024年选举,“面对民众诸多疑虑,他应该先说清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环球时报)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