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近观中国)“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三环峰会”，习近平中东之行的三个历史瞬间

　　中新社记者 梁晓辉

　　出席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这是外界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中东之行的形象称呼。中共二十大后首访中东、时隔6年再访沙特，中国元首外交此行中的三个历史性场景，定格了中国与世界密集互动的可感瞬间。

当地时间12月9日下午，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埃及总统塞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巴林国王哈马德、科威特王储米沙勒、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科摩罗总统阿扎利、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伊拉克总理苏达尼、摩洛哥首相阿赫努什、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卜杜拉赫曼、黎巴嫩总理米卡提等21个阿盟国家领导人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峰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题为《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主旨讲话。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中国色”的天空

　　战机护航、礼炮鸣响、王室迎接……7日，当习近平中东之行的脚步踏上沙特铺就的紫色迎宾地毯时，象征中国国旗的红黄两色彩带划过天空，中沙友好的又一个历史性画面定格。

　　一片“中国色”的天空，是沙方精心准备的最高礼遇，向世界传递这次跨越7600公里“握手”的热情温度。此行，习近平为传承友谊而来，为开创未来而来。

　　“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习近平在访问中指出。萨勒曼国王则表示，中方的利益也就是沙方的利益。

　　双边关系的优先级在“中沙峰会”时间里进一步确认提升。双方商定每两年在两国轮流举行一次元首会晤，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签署20份合作成果文件……

　　世界瞩目这次中沙之间的历史性“握手”。石油，但不仅是石油，有外媒称，沙特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中国也仍然是沙特石油的主要买家，“但这只是拼图的一部分”。

　　此访亦铺展了中沙全景式多领域的合作，从5G通信到合作探月，从投资司法到人文交流。双方尤其强调，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沙特“2030愿景”的对接。

　　“2030愿景”被喻为“沙特式改革开放”，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多元化，其最重要途径是发展制造业，而中国正是世界公认实力强劲的制造业大国。

　　评论称，中沙合作进入更广阔的历史机遇期。

　　两张历史性合影

　　“习近平此行不仅事关中国与阿拉伯世界领头羊——沙特的关系，而且事关中国与拥有5亿人口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未来。”有外媒观察说。

　　9日，习近平中东之行第三天。两张合影，定格了新时代中阿关系的历史性瞬间。

　　一张是参加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领导人合影，一张是参加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的领导人合影。照片中，习近平同与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并肩而立，大家面带微笑。

　　两场峰会均为首次召开，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既是双方传统友好的水到渠成，也是未来合作提升之所需，外界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在上述两峰会上分别提出中方对加强合作的构想，包括中阿务实合作“八大共同行动”、未来3到5年中海合作五大重点领域等，得到与会各方响应。中阿峰会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海峰会决定建立并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

　　“正如你们今天在中阿峰会上看到的，我们所有人都对建立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有着强烈的兴趣。”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表示。阿曼《祖国报》社长马哈尔则说，中海峰会上，中国道出了海湾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心声。

　　中国巨大的感召力在两场峰会上尽显，也显示出约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两大力量，正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这将在世界版图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次次打开的门

　　峰会时刻外，习近平中东之行的工作时间，几乎被密集的双边会见所占据。

　　最繁忙的时候，从9日8时到12时，一上午有7位外国领导人接连走进中国代表团驻地。而习近平当天，一共会见了近20位外国领导人。

　　会见厅一次次打开的大门，见证着世界与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也定格着中国元首外交的一个个历史性瞬间。

　　“中方在国际场合秉持的立场正义公道，提出的倡议主张积极且富建设性”“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致力于为全世界人民谋福祉”“很高兴有中国这样的伟大朋友”......

　　从前来的各国领导人眼里，世界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和平、正义、友好……

　　中国也用自己新的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战略对接、深化合作、“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面对面”的讲述里，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

　　“推开中国的大门，各国预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有评论如此指出。

　　这是中国的吸引力，也可以解答为什么从巴厘岛到曼谷再到利雅得，中国所在之地，宾朋纷至沓来。据统计，三次出访中，习近平已累计与40多个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德不孤，必有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你来我往中，正是中国与世界的相互成就。(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